深层次问题还真不少正考验着澳门特区
转载9月25日《新华澳报》（作者永逸） 崔世安前日在结束其北京的行程，启程返回澳门向媒体报告其对习近平主席提出“澳门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对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指示的心得时，承认澳门确实是存在着许多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而这些深层次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包括制约本澳发展的土地和人才资源问题；博彩业长期在经济中的比重较大；以及房屋、交通、长效机制等问题。因此，特区政府必须透过区域合作，更大力推动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
与新华社、中新社播发新闻稿的内容相比，是没有上述内容的。因此估计，这番话是崔世安在闭门会晤时主动提出的，并表达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心，并寻求中央的支持和协助。
其实，澳门深层次问题还真不少，可以粗略归纳为以下几点：中央要求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与博彩业一支独秀的矛盾，“澳人治澳”与法制建设的矛盾，公务员本地化中只强调“才”（其实连“才”的标准要求也贬了值）与忽略“德”的矛盾，整体经济发展与相当部份居民分享不到其成果的矛盾，人均GDP数据亮丽与贫富悬殊的矛盾，美资赌商促进澳门博彩业质量俱佳发展与澳门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的矛盾，博彩业展急速与内地反贪禁侈、打击出境赌博活动的矛盾，负有保护“澳门历史城区”责任与城市发展建设的矛盾，中小企业严重缺乏人力资源与劳工团体反对滥输入外地劳工的矛盾，房地产业发展与铺租楼价急升损害中小企和居民利益的矛盾，爱国爱澳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与社团老领导不愿交班让贤的矛盾，传统爱国社团与新兴爱国社团的矛盾，老居民与新移民的矛盾，官僚主义文化依然顽固存在与民众要求能享受到政府更优质服务之间的矛盾，社会人文建设滞后与优质社会所要求的优质文化环境之间的矛盾……等。另外，政府的管治水平和决策水平仍有待提高，为民惠民的观念仍有待加强，行政和法务等领域的改革还须加大力度；还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坚培养澳门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和加强参政议政人才的培养；也须扩大团结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携手创造澳门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些，都是澳门特区前进路上的“地雷”，必须及早将之消除。
特区建设与缺乏人才的矛盾，目前是在房屋、交通等问题之外，更形急迫的问题。澳门就是六十万人口，由于生育成本高而自然增长率不高（即使较高，培养成材也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机械增长率如是内地合法移民，也是杯水车薪。按照“施政报告”，人才培育分为三个层次。目前，就连是通用型人才甚是人力资源也极度缺乏。以路凼城几家大型赌场酒店将于二零一六年落成为例，起码就需要几万人，但澳门的失业率已经低到不可再低，几乎是全民就业，从哪里找出这几万人来？还不只要靠输入外雇？
本来，让内地在澳学生毕业后留澳服务，这是一个最佳的出路。实际上，国际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的政策。但在澳门，这是一个禁忌话题，前一段时间就引发反对浪潮。有人说，是由于本地大学生担心自己竞争不过内地大学生。倘真的有此担心，其实也并非没有办法，就像目前个别工种如庄荷、职业司机等，禁止聘用外雇那样，予以设限，将适合本地大学生谋职能力的工种，列入只准本澳居民就职的名录，予以保护设限，就可消除本地大学生的威胁感。
这还是通用型人才，还有专业人才而且关键的政治人才。现在反对派人士就有意地考取政治相关的专业，“新澳门学社”新当选的理事长苏嘉豪，就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并已考取了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而据说“新澳门学社”还有另外一些成员，也考取了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而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师生，已有不少成为蓝绿两阵营的政治精英，如连战、江宜桦等就曾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教授；而目前蓝绿两阵营的一些「立委」等民意代表，也是台大政治系所的毕业生，对选举及社运的理论和实践都颇有心得。其实，政治人才更应注意培养。这分两个层次，一是公务员中的政治人才，二是社会政治活动中的政治人才。香港是在“反英抗暴”后，前港英当局吸取教训，实行“以华制华”，向华人精英开放公务员职位，并予以刻意培养，一大批在香港和外国毕业的大学生进入政府各部门，成为殖民管治的“精英”。因而在回归路上，不存在“公务员本地化”的问题，但却把殖民管治意识带进特区。今日的“民主阿婆”陈方安生，据说当时的思路，为了避免管治层“真空”，曾被列为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的“备胎”人选。
澳门则不一样。在中葡谈判之前，澳葡政府并未向不懂葡文的广大华人居民开放公务员职位，但土生葡人只须具有葡文小学四年级水平就可入职。因而在香港前途问题被提出，澳门前途问题也已摆在人们的眼前后，不少社会人士尤其是在曾内地修读社会科学学科者如黄汉强、杨允中等，指出澳门“缺乏治澳人才”，担心在澳门政权交接时会出现“真空”。但此番良言却遭到激烈批判，当时的澳门南光公司副总经理李耀祺，竟说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亦即是放任自流，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说不好航船会“自然”地被卷进漩涡或撞礁。另有人则为文斥责为“妄自菲薄”，并声称某大型群众活动“组织得整整有条”，其组织者就是未来“澳人治澳”政府的“治澳人才”，把群众活动组织人才与公共行政人才混为一谈。
后来，在中葡谈判并进入过渡期后，中央（中方）提出“中文官语化”、“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才结束了这场骂战。中葡双方合作，透过赴葡进修、澳门大学开办公共行政课程等方式，招聘了大批华人居民进入政府公职，这些人在回归后成了“澳人治澳”政府的重要骨干。他们与香港的“殖民管治精英”不同，没有“殖民管治”的包袱，在爱国爱澳的层面上没有问题；但“针冇两头利”，其在公共行政服务方面的技能，却远不如其香港的同行，甚至被形容为“细老哥做大人嘢”。
近年社运活动的发展，对公务员队伍及社会政治活动中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方面，应当加大力度解决此深层次的重大问题。 总之，是前途光明，成绩大好，问题不少。必须承认和分析、解决问题矛盾，强化成绩，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