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辉是澳门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华人律师。拍摄于将近25年前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澳门刚刚回归祖国后，黄显辉带领家人参观回归馆的片段。当时，黄显辉37岁，女儿和儿子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
和父亲一样，黄淑禧和弟弟黄景禧也是澳门的执业律师。在澳门，华人成为律师的历史始于1996年，他们的父亲黄显辉参与、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
黄显辉：回归之前澳门的律师主体是葡萄牙人，或者土生葡萄牙人。我是1996年当律师，那时候只有大概120个律师，华人只有两到三位。到现在我们有450位律师，华人和土生葡人占大多数，60%。
不仅是职业律师，黄显辉同时还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年前，63岁的他和一对儿女一同参加了首次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考试，并成功获得执业资格。
记者：让他们考就是了，为什么你63岁的时候还要考下这个证？
黄显辉：因为一直以来我不停学习，这是我的性格，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够辜负国家给我们港澳的机会。
性格与机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决定命运的关键词。黄显辉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有着六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中，他是唯一完成了中学学业的孩子。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澳门一家渔船维修厂做学徒。
黄显辉上的中学——培正中学，有百年历史，是澳门响当当的名校，但当黄显辉想要参加公务员考试时，培正中学的学历因为是中文学历，不被承认。
1977年，黄显辉通过考试进入当时的港务局——也就是现在的澳门海事及水务局担任机械师，这意味着他进入了澳门的公务员队伍。不停学习，不停寻找机会，黄显辉通过公开考试，去做了半年的司法警察，又转到银行，做了五年的文件审查员。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澳门确定在1999年回归中国，在这样一个重要节点，黄显辉看到了再次改变人生轨道的机会。他预测到政府需要吸纳一批以中文为母语的翻译员。
1988年，机会再次出现。东亚大学即现在的澳门大学在1988年招收包括华人在内的有一定学历的澳门居民，培训他们成为法律人才，为未来的司法本地化做准备。黄显辉成为法律本科班第一批学生。
记者：你觉得这个机会对于一名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显辉：那时候1987年，在澳门很多人也发现，原来没有华人法官，没有华人检察官，没有华人律师，没有华人的政府部门的法律人员、法律顾问。所以我估计是基于这个环境之下，澳葡政府通过东亚大学开办法律系，培养澳门的华人，或者是在澳门生活的土生葡人，攻读澳门的法律。
当时，这一课程没有现成的书本，老师全部来自葡萄牙，讲课全程使用葡语。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上课，每周学习6天，学制5年。
1993年从澳门大学法律本科班毕业后，黄显辉顺利考入当时的立法会，成为立法会法律方面的技术顾问。然而，2年之后，他却离开了立法会，从实习律师开始，去做一名执业律师。
记者：为什么不在立法会做了，要自己去做律师了？
黄显辉：到1995年，我跟我太太商量，利用好法律本科的学历，特别是留意到那时候澳门基本上没有华人的律师。所以我跟太太商量，她支持我。因为当时技术顾问的薪水相当于局长薪水。
记者：如果做律师薪水能拿多少？
黄显辉：律师可以没有，也可以有很多，但是当实习律师很低的。
这一年，黄显辉35岁，他的女儿黄淑禧12岁，儿子黄景禧8岁。辞去立法会高薪的技术顾问职位，从头开始做一名实习律师，毫无疑问会对家庭收入造成巨大影响。
黄显辉说，澳门回归祖国，是澳门华人当家作主的开始。作为当时少有的专业法律人才，黄显辉认为自己应该为澳门法律人才的培养作出应有的贡献，因为回归后司法的衔接需要大量法律人才。
记者：有一家子人要养，而且澳门当时还没有华人的律师。你当时看重的是什么？
黄显辉：没有澳门回归，没有中葡联合声明，我们华人就没有机会学法律。我能够完成有关的法律本科班，拿到本科的学历，我希望能比较全面的参与法律服务业有关的工作。
黄显辉：作为立法会法律顾问，法律有规定，公务员不能参与，有一个规范。我作为律师，自由的职业人士，自由专业人士，可以参与相关的一些培训工作。还有我兼职当老师，我能够参与澳门大学1996年开中文法律课程，那时候我参与相关中文法律课程设立的工作，我是第一个班主任。
辞去立法会的技术顾问后，黄显辉先是全职在澳门大学工作了两年，和其他有志之士一起，把大学里必须学的法律课本全部翻译成中文。1997年，澳门大学法学院开设第一届中文法律班，黄显辉正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助力中文法律教学工作的开展。1999年10月，澳门回归前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的邀请，黄显辉成为澳门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和其他议员一起筹备澳门第一届立法会。
记者：1999年的12月20号回归那天，你在哪？
黄显辉：午夜，就是在我们附近澳门主权回归国家一个移交的重大仪式现场，我作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也受到邀请，我也出席有关仪式的工作。
记者：你在澳门从小长大，在回归现场你心里在想什么？
黄显辉：很开心，很激动，很骄傲，很感恩。因为澳门过去五个世纪由外人管理，1999年12月20日，澳门重投国家怀抱。不单单是我，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发自内心，我们感到光荣、感恩。
父亲推动澳门法律教育的改变、为澳门培养法律人才，两个孩子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律师。
记者：当你自己成为了律师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你父亲在澳门当地，在法律方面做的努力，分量有多重？
黄淑禧：当然我很敬佩他，因为我在澳门大学读中文法律，但是我知道之前我父亲读同一个法律课程是用全葡语的，还要要跟葡萄牙的法律教授用葡语去解答问题，笔试口试要求都很严格，他可以做到第一批毕业，我知道他的成绩都是非常好的。我作为他的女儿，在大学里面读书都有很大压力，因为如果我没有用功的话，真的是太丢他脸了，这个感觉。
随着大湾区战略的推进，新的机会再次出现。与世界上其他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点。2020年8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授权国务院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通过考试取得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取得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港澳律师通过考试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的，获准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黄显辉和两个孩子同时抓住了这一次机会，两代三人同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考试。
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执业资格，就可以开始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天地更加广阔。个人的命运，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渔船维修厂学徒到立法会议员，黄显辉时常感慨，自己的命运与澳门回归祖国的进程息息相关。而国家对澳门的支持，正是澳门成长的不竭动力。
记者：我们比较一下，澳门只有33平方公里的面积，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大湾区，你面对的就是一个更加广泛甚至是一个无限的市场。
黄显辉：国家已经给澳门特区很好的发展空间。作为这一辈的澳门华人，我们感受到澳门回归以来的发展，主要是国家背后的支持，作为我们的后盾，给我们很强大的支持。我们发挥好爱国爱澳的情怀，努力参与相关工作，希望能够回报国家，支持推动国家对外开放，“一国两制”事业继续向前发展。